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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经济特区。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党中央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和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阵阵波浪。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手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大包小包里装的是商品样本。于是，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钢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也能买到。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的建成，都体现出特区速度，这使得经济特区的劳动者、经营者、投资者感到无比骄傲。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 游梓翔：其实推动这样的“台独”公投，这条路绝对走不通，而且还会造成一些新的伤害，这个伤害最后谁买单，谁付出代价呢？可能就是那些本来单纯想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一堆政治野心分子，但是他们的这些阴谋反而会害了我们一些善良的努力在参加运动活动的运动员。

接近能源局人士透露，早在2015年，财政部就建议能源局根据补贴能力“量入为出”，但彼时风、光规模尚小，补贴缺口也不大。之后随着补贴缺口日渐扩大，补贴拖欠越来越严重，产业界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信息，最终压力传导至能源局。地方政府超规划发展风电、光伏与能源局鼓励发展风、光的目标一致，但更多风、光项目意味着更多的补贴，与能源局控制补贴缺口的目标相左。

另一种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私营企业会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企业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兼并。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放开价格后，西德企业通过重组、兼并再次获得新生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如果价格一下子放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很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创造一个适宜于竞争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